余无言 (1900~1963年),原名余愚,字择明 (一作”则民”),别署不平。
由于奉仙公学验俱富,邻县及外省求治者亦众。19世纪末,奉仙公与兴化赵海仙、淮安张子平,并称为“晚清苏北三大名医”。
无言先生幼年以儒学、理学、史学诸典籍奠基 (曾于1909~1911年在淮安高等小学插班毕业),少年时随其父奉仙公习医,悟性高而精勤不倦。他以医学经典名著《内经》、《难经》、《神农本草经》、《伤寒论》、 《金匮要略》奠定学术基础,并系统学习内、外、妇、儿各科名著,术业大进。18周岁即应诊于乡里。鉴于当时欧西医学东渐,在沿海城市已逐步形成主流,先生又受当时”医学衷中参西”的影响,于1920年即南下上海学习西医。内科从师于俞凤宾博士,外科受教于德籍名医维都富尔。在此期间,开始对中西医的融会贯通深感兴趣。1923年返回故里继续业医,并在益林镇主办益林小学,自任校长。1927年至1929年冬,曾应聘担任旧国民政府顾祝同军部第二师任军医官,转战皖、豫、鄂、赣诸省,主治以外伤科病证居多。1929年冬,先生辞去军职,去上海业医定居。
1930年,应上海中国医学院院长包识生先生之请,担任该院外科学教授;嗣后,与张赞臣先生合办《世界医报》。
1931年,先生又与张赞臣先生共组联合诊所。1932年,由旧中央国医馆焦易堂馆长聘请先生担任该馆名誉理事。1934年,中央国医馆复增聘先生为该馆编审委员会委员,负责起草 ”外科病名表式”以颁布全国中医界采用,获得好评。是年,还编写、出版了他所撰著的《实用混合外科学总论》和《实用混合外科学各论》。又以改进中医为素志,发表多篇学术论文,在当时有较为广泛的影响。先生还针对旧国民政府和余云岫等 ”废止中医药”的举措和主张予以撰文批驳,进行了针锋相对的斗争。
1936年,应章太炎先生之请,担任苏州国医学校外科主任。并应聘为上海中国医学院、新中国医学院教授,主讲《伤寒论》、《金匮要略》、《中医外科学》等课程。
1937年,与张赞臣先生共同主办 ”上海中医专科学校”,聘请谢观先生担任名誉校长,陈无咎先生任校长,丁福保、张伯熙先生先后任副校长,先生自任教务主任,张赞臣先生任总务主任。学制为三年制,共举办三届。先生除主管校务外,主讲《伤寒论》、《金匮要略》等课程。在五年办校过程中,从未缺课,虽大雨滂沱,身衣淋湿,亦阔步上台讲课,受到同学们的爱戴和尊崇。1938年,曾受聘于中华职业学校之中国医学专修馆担任讲席。1939年,先生所撰著的《伤寒论新义》在中华书局出版。1942年,因不屈于日伪政府的登记、造册,停办了学校。1943~1946年,先后编写、出版了《湿温伤寒病篇》和《斑疹伤寒病篇》。”湿温伤寒”指西医所说的肠伤寒,”斑疹伤寒”为西医病名,这两部著作可谓是温病学早期中西医学术汇通性的编著”1947年,创办上海大同疗养院,自任院长,请丁福保先生担任名誉院长,开办不足二年,因经费不足而停办。
先生长期在上海业医,经治疑难重病和伤寒、温病殊多。由于崇尚经方,伤寒、温病用石膏、大黄者亦多不胜数。在辨证精审的基础上,用量大而效验卓著,不少市民或称之为”石膏、大黄先生”(经治病例请参看余氏医案)。故在民国时期,他是国内著名的”经方派”医家,学术经验俱富。
先生在上海业医,曾深受谢观、陈无咎、丁福保等前辈之教益,而在学术临床方面,又十分推崇 ”南北二张”“南张”指嘉定张山雷,”北张”系天津张锡纯)。生平治医主张”中医科学化,西医中国化”。对于中西医学,力求贯通融会,故亦有将之列为”汇通派”医家者。
建国后,先生拥护党和政府的中医政策。1952年又编写出版了《金匮要略语译》,完成了他系统整理、研究仲景著作的夙愿,并被认为是上海市研究仲景学说的 ”三大家”之一 (另二家是曹颖甫和陆渊雷)。1954年,先生应邀出席华东及上海市中医代表会议,他在会上即席发言,并向大会秘书处另写有关开展中医工作的四项提案。
1956年春,应卫生部中医研究院之请,由沪来京主持中医研究院编审室 (其后数年改为文献研究室)工作,又为卫生部主办之全国第一届西医学习中医研究班讲授部分课程(《金匮要略》等),还参与审订中医九种教材。1957年,无言先生将其父奉仙公遗著 《医方经验汇编》(解放前由中华书局出版)与其个人医案著作 《翼经经验录》刊印合订本(未公开发行),分增有关人员。1958年,奉调至北京中医学院任教,并参加北京中医学院”十大经典医著”的编纂设计。此外,还承担一些中央首长的医疗保健和会诊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