心有心阴心阳、肝有肝阴肝阳、肾有肾阴肾阳,依此,脾亦有脾阴脾阳。
脾阴学说的产生与形成
对于脾阴的论述,在明代以前的论述较少。《素问·生气通天论》中有“脾气不濡”的的提法;《难经》中有“血主濡之”,濡为滋养润泽之意,泛指阴血,实指脾阴。张仲景对脾阴论治较多,《伤寒论》指出胃热不仅伤胃肠之津,还能制约于脾,使脾不能正常为胃行其津液,传输它脏,致脾不得其养,是为脾约证。麻子仁丸就是张仲景在补脾阴理论指导下拟制的一个方剂,该方有“起脾阴化燥气为主”的作用。此方时至今日,一直为众医家宗为治疗脾阴不足,不能为脾胃传输津液,使大肠传导受到阻而产生便秘的常用方剂。在治疗脾阴方面,还有金元时期的李东垣。有医家在谈及脾阴虚时曾曰:“李东垣后,重脾胃者,但知宜补脾阳,而不知滋养脾阴,脾阳不足水谷固不化,脾阴不足水谷仍不化也。”东垣认为脾为阴土,主司人体运化功能,能影响人体升与降、燥与湿。故他在治疗脾阴虚方面采用补气升阳、健脾燥湿以滋化源的方法。多用升麻、柴胡、黄芪一类药物。后世医家称其补脾胃学术思想为“补土派”。到了明清以后,阐述脾阴学说的医家越来越多,明代张景岳,不但很重视脾阴学说的研究,并且在长期的医疗实践中创立了一些治疗脾胃阴虚、有较好效果的方法,一直为各医家所应用,如理阴煎、补阴益气煎、慎柔养真汤等。还如张锡纯对脾阴虚治疗有一套比较完整的经验,他善于运用山药配伍治疗脾阴证。清代吴鞠通对脾阴也有一定认识,在论述湿传中焦时指出:“有伤脾阳,有伤脾阴……”提出了外邪侵入人体,不但可以伤及脾阳,也能伤及脾阴,在治疗时一定要引起注意。薛生白也曾曰:“心阴虚则易汗,肺阴虚则多咳,肝阴虚则火升,肾阴虚则发热,脾阴虚则便秘。”明确指出了各脏阴虚的辨证要点。清代唐容川也很重视脾阴学说的研究。他著有《血证论》一书,从人体阴阳、脏腑学说上较为详细地阐述了脾阴的客观存性,在临床上也采用了濡润之品滋补脾阴方法,提出了脾阴虚、胃阴虚的辨证论治方案,补前世医家之未备,丰富和发展了祖国医学的脾阴学说。
总之,后世医家在前人对脾脏生理、病理认识的基础上,通过不断地医疗实践、不断的总结和提高逐渐发展、完善了脾阴这一理论概念。
脾阴学说的理论基础
脾主人体运化功能,这项功能由脾阴和脾阳协调一致共同完成。脾气的活动以脾阴为物质基础。脾气可以生阴血,统摄血液而固阴,脾阴又可化生脾气。倘若脾阴不足,则脾气功能亦减弱。脾阴有滋生血脉,化生气血,营养五脏六腑及四肢百骸的功能。脾为仓廪之本,营之居也。脾阴虚首先表现为营气不足,而营气又来自于胃,在脾阳的作用下,蒸其津液,化其精微,上升散布运化于周身。
脾阴就是藏于脾中之阴津,由水谷精微化生而来。就是有形之营血、津液等体液,它是脾阳的物质基础。如清代名医唐客川认为脾阴就是津液,是西医所述的“汁液、体液”之类。他在《血证论》篇中指出“脾阴……乃吾临证悟出,而借《伤寒论》存津液三字为据,此外固无论据也。”“谷入于胃,有甜肉汁来注以化之,又苦胆汁入小肠以化之,以胃津合并化其谷食。”从中西医结合的角度出发,把西医所述的各种体液与脾阴、津液联系起来,并与之类比,从而说明脾阴的实质内容,探讨脾阴的物质基础。
脾阴学说对临床的诊断和治疗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很多医家用以指导自己的医疗实践,虽然方法不尽一致,有的用甘淡之法,有的采用甘润之法,但大多都取得了较为满意的效果。实际上脾阴之证在临床上表现十分复杂,如果辨证不佳,往往容易延误病情。故应在脾阴学说的总则指导下,采用不同的方法,灵活机动进行治疗。气阴两虚者,可配益气之品;阴虚化热者,当滋阴清热,适当用一些寒凉之品;湿热内蕴,热极伤阴,用甘淡之品;吐泻而渴者,配以甘酸化阴药物,可使营气上升,精气发散。脾阴虚证,在临床上常用的方剂有参苓白术散。尤其用于小儿疳积、营养不良,伤及脾阴者,效果更佳。临床上还有如资生丸、六神散、大半夏汤、生脉散、玉女煎、增液汤等方剂,根椐不同病情,不同症状加减选用,也往往能取得很好效果。
(实习编辑:伍智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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