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然界的运动变化,必然直接或间接地对人体产生影响,从而产生不同的生理活动或病理变化。
自然对人体生理的影响
《内经》云:“阴阳者,天地之道也,万物之纲纪,变化之父母,生杀之本始,神明之府也。”认为“四时阴阳,尽有经纪;外内之应,皆有表里。”春属木,其气温;夏属火,其气热;长夏属土,其气湿;秋属金,其气燥;冬属水,其气寒。气候的特性使自然产生相应的变化,而有春生、夏长、秋收、冬藏的特性。这些自然性能的产生,建立在阴阳互根、消长、转化的基础上,因而有亢害承制的不同反应和结果。人体受四时阴阳变化的影响,其气血津液的运行也会做出与外界变化相适应的调整,“天暑衣厚则腠理开,故汗出,天寒则腠理闭,气涩不行、水下留于膀胱,则为溺与气。”说明季节变化、天气寒暖,人体的气血则有趋向于表或趋向于里的不同变化。脉象也会出现浮沉迟数的改变。不仅四时气候的变化对人体产生不同的影响,昼夜晨昏的阴阳变化也对人体产生影响,“阳气者,一日而主外,平旦人气生,日中而阳气隆,日西而阳气已虚,气门乃闭。”人体对昼夜阴阳的变化,同样能作出自主的适应性调解。
自然对人体病理的影响
四季气候对人体在发病方面的影响,主要表现为“风胜则动,热胜则肿,燥胜则干,寒胜则浮,湿胜则濡泻。”人体随四时季节的变化,也会发生一些常见病,“春善病鼽衄,仲夏善病胸胁,长夏善病洞泄寒中,秋善病风疟,冬善病痹厥。”在对疾病的发展变化方面,有些慢性宿疾多在气候剧变或季节交换时加重或发作。
自然对人体病理的影响,不仅关系到超越人体适应能力的自然变化和能够致人于病的其他外在因素,也关系到人体自身的调节机能和抗病能力,即外界致病邪气与人体正气的对比,《内经》提出了“风雨寒热,不得虚,邪不能独伤人,卒然逢疾风暴雨而不病者,盖无虚,故邪不能独伤人。此必因虚邪之风,与其身形,两虚相得,乃客其形”的正虚感邪论,以说明人体的病理虽受自然因素的影响,但发病的关键,决定于邪正双方势力的对比与消长。同时,《内经》认为,一天中阴阳的升降也会产生与四季变化相类似的效应,并对人体病理产生影响,使之出现轻重的变化,“夫有病者,多以旦慧、昼安、夕加、夜甚。朝则人气始生,病气衰,故旦慧;日中人气长,长则胜邪,故安;夕则人气始衰,邪气始生,故加;夜半人气入脏,邪气独居于身,故甚也。”说明人体受外界阴阳变化的规律影响,而产生出一日之内的生、长、收、藏的生理节律,也说明疾病的病理变化受外界因素与体内正气强弱因素的双重影响。而在这双重的影响因素中,《内经》更重视人体正气的决定作用,在发病学上指明“邪不能独伤人”,在病理的变化规律方面,总结出以“人气”盛衰为疾病变化的关键。《内经》这种“正气存内,邪不可干”的以人为本的思想,为人类在自然环境中的生存、防病、治病的方式指出了一条光明之路,使“天人合一”的理论富有了积极、主动的深刻内涵,体现了《内经》预防思想产生的基础。
四气调神
在“天人合一”思想的指导下,《内经》认识到自然对人体生理、病理的影响,并明确了人体的调节机能和抗病机能对外邪的抗衡能力,是养生、防病及治病的关键,人类应当主动调养自己的真气,按照四时气候变化的规律,调养五脏神气,使精神意志及所主宰的内在脏气的功能活动与外在环境统一协调,从而达到保健、养生、防病、祛病的目的。并强调“夫四时阴阳者,万物之根本也,所以圣人春夏养阳,秋冬养阴,以从其根。”四时阴阳气候的变化是万物生、长、收、藏规律产生的根本,人类也应当根据自然变化的规律,调养神气,以调动和保养机体的正气,使之既能起到保护人体不受外邪的作用,又不至于消耗太过,使机体保持“阴平阳秘”的最佳生理状态,所以当春生、夏长之节,应注意调养生长之气,使心肝之气旺盛,精神舒畅,志意条达,形体舒缓,朝气蓬勃,夜卧早起,多做室外活动,利用自然界万物的勃勃生机,激发调整自身的气机,使机体的阳气充沛,宣泄畅达;当秋收、冬藏之节,又当注意调养收、藏之气,使肺、肾之精充足,志意安定,神气收敛,及早休息,随着昼夜长短的变化,逐步调整作息时间,去寒就暖,不轻泄阳气,不妄扰阴精,以使阴精藏于内,阳气固于外,这样才符合四时阴阳变化的根本规律,以保持身体健康,“从阴阳则生,逆之则死,从之则治,逆之则乱。”把握自然、顺应自然的目的在于“从其根”,从生命之根、从自然变化之根。“春夏养阳、秋冬养阴”既反映了《内经》“不治已病治未病”的思想,也表明了养生、预防、治疗观念的主动性。
(实习编辑:伍智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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