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2年，梅州制药厂制剂糖浆车间，工人在配制药剂。
1982年，梅州制药厂药片车间，工人在装感冒灵药片。
1984年，美国商人来梅州制药厂定购喉风散。
70年代末，市场改革开始，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卫生条件远比1949年好。不过这个时期的中国人民依然为许多新老所苦。寄生虫和传染性疾病依然在中国一些地方流行，尤其在乡下。此外，那时中国正经历一个疾病形态的变化时期，诸如癌症、心脏病、中风等等慢性病正取代传染病和地方病成为死亡的主要原因。
然而，中国的改革者从毛时代继承了优良的医疗卫生体系，因此这个疾病形态的变化虽然严重但其实不难应付。这个优良体系包括（1）组织良好的医疗卫生体系，实践也证明它对增进人民健康很有效果；（2）比49年之后的一、二十年还要更充足的医疗卫生人力。因此似乎理所当然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会利用已经建成的医疗卫生体系来继续先前的努力，以根除在乡下流行的传染病和地方病。为预防、控制和治疗新出现的慢性病，卫生部门自然应当一方面继续采用已有的方案（例如｢预防为主｣和群众动员），同时提高医务卫生工作者的水准并发展新的预防、控制慢性病的方案。但是中国的改革者没有沿着这条路走。市场改革的结果是农村公社制度在80年代早期解体，农业生产被去集体化，而新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出台。市场改革和责任制同样席卷城市。中国将经济决策转交给了个体和组织，遵循追逐利润的原则。城乡的市场改革改变了医疗卫生保健系统的政治、财政、经济和意识形态的基础，从而改变了这个体系。中国的医疗卫生保健体系改向，变成个人保健导向的、高科技导向的、导向的、资本密集的、商品化的、和偏向城市的西方模式。
重心从公共卫生移向医疗服务
与市场改革一致的，政府规定医疗保健财政必须基于自负盈亏的原则。全中国市场改革产生的经济环境已经不适合于公共卫生的目标了。卫生防疫站不再能从政府获得充足的资金进行普遍的监测、建立公共卫生设施、控制疫病或预防注射计划。自负盈亏的一个结果是，卫生防疫站提供可以增加收入但是卫生价值低的服务），而不再提供没有利润的基本预防服务或公共卫生计划。防疫站开始对预防注射等预防性服务和治疗肺结核等传染性疾病收费。由于每个医疗机构都是财政独立的，卫生防疫站不再有能力请求其它医疗机构的协作。
许多其它的医疗机构也已经将重心从公共卫生的预防计划移向医疗服务的提供了，因为后者更有利可图。卫生部门也增加对医院和治疗的投入，而减少对预防计划的投入。越来越多的卫生经费被用于购买先进的医疗技术。
合作医疗体系的瓦解
合作医疗体系与集体化密切相关。｢没有农业合作化就不会有农村的合作医疗，｣中国前卫生部长钱信忠坦率地指出。伴随农村公社的消失和集体化的瓦解，国家对合作医疗在政治上、意识形态上、以及财政上的支持也淡化了。合作医疗被完全拆除。有合作医疗的村庄比例从1976年的超过90%减少到1986年的4.8%。在90年代，即使有地方政府的支持和中央的鼓励，这个比例在1997年也只增长到7%。
中国警觉到农村尤其贫困地区医疗的严重财政问题，开始推行农村医疗预付方案类似美国的健康维护组织。然而这个方案是自愿参加的，研究显现，很少有农民为保险方案的价值所动，因而很多人不愿意参加这些风险分担的方案。事实上，一些被推出来的这样的计划已经破产。这个保险计划在有高利润率的成功企业的乡村或许能实现，但在贫困地区很难。
这段时期，市场改革对城市的医疗保健也有重大冲击。两个保险系统公费医疗与劳保医疗已发生深刻变化。两个保险系统的费用随着改革越来越高，其中因素有通货膨胀、人口老化、医疗高科技的飞速扩张、昂贵的滥用等。例如，1952-78， 1978-85和1985-97各个时段的年增长率分别为3.1%，8.2%和24.4%。成本的增加以及国家向医保系统投入充足资金能力的减弱致使国家采取合理化措施来维持这个系统，包括建立全国性的部分负担政策以及把财政负担分散到城市和企业身上。
因此，公务员、事业机构职工和国营企业工人不再享有免费医疗服务。还有，上述合理化措施造成城市之间和企业之间的医疗可获性的极不平等；贫困城市的公务员及国家职工和低利润或无利润企业的职工需要付出更高比例的部分负担、而却享有较少有给付的医疗项目。更甚的是，当移居城市的人口越来越多、同时合资、集体和私营企业（政府没有要求他们提供医保）的数量也在增长时，城市里没有任何形式医保的人群越来越庞大。
从赤脚医生到乡村医生
改革前，公社的工分制度和合作医疗的集体基金支持赤脚医生们完成工作。毫不奇怪的，当公社和合作医疗瓦解后，赤脚医生的数量从1975年的180万降到1982年的140万再到1984年的120万。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和农产品价格的提升使得1978年后农业劳动更加有利可图。因此，许多赤脚医生把更多的时间花在干农活而不是卫生工作上，并且好多人到乡镇企业找工作、或忙于经商或者搬到城里找更高收入的工作。
改革中，赤脚医生被规定要参加测试，通过鉴定的就成为｢乡村医生｣。培训时间比改革前更长了六个月或更多。提升赤脚医生的技术确实是必要的，因为人们对更高品质医疗服务的要求增强，而盛行的慢性病的治疗也比较复杂。然而训练更多集中在理论上而非实践上，更多在临床和治疗上而非预防上。许多赤脚医生希望通过鉴定，因为这意味着可以提升名声、带来更高的收入、因而成为国家职工、得到升等或更多的津贴。许多乡村医生私营开业，因此是利润导向的。很多报导指出这些现象的存在：开大处方、打不必要的注射剂以及人为的创造医疗需求。结果从业者忽视例如提供预防服务这样的、获利少的工作。总之，使赤脚医生转变成乡村医生的专业化，以及后来的医疗保健的私有化，已经使赤脚医生制度原有的创新的精髓丢失事实上它就是为满足农民的需求而设计的一个去专业化的、草根阶层的医疗保健系统。医疗保健重新被专业医疗工作者所控制。
从中西医结合到以西医为主
支持传统仍然是中国国家卫生方针的一个重要面向。但相比改革前，很清楚，中医的作用已经不那么显着了，医疗越来越依赖于西医。由于改革的影响，草药种植园现在不如以前普遍了。许多草铺关闭了。有关中草药的研究在地方政府的卫生规划里是十分次要的。由于公社的解体，不再有集体基金支持组织群众采集、种植、生产中草药。以云南省西南部的农村为例，在改革开放前，这些农村所用的药品有40%到80%是中药；但是90年代后，80%的药品依赖西药。
重点从乡村转移到城市
在毛泽东1965年6月26日指示发表之后，城乡之间在医疗资源和卫生设施方面的不平等下降了。然而，这个趋势在邓的市场改革之后被逆转了。改革之后，国家医疗卫生预算对城市的投入相比对农村的投入大大提高了。政府的医疗卫生资源多被用于培训高技能的医疗工作者、建设资本密集型的医疗设备和医院以及购买高价，所有这些都倾向集中于城市地区。｢铁饭碗｣政策曾经保障了工人的免费医疗和其它福利，也被完全废除。大多数工人不得不支付大部分医疗费用，许多人根本没有保险。
市场改革对医疗保健投入及其状况的影响
1978年之后的市场改革给中国带来了经济的巨大发展。GDP从改革伊始就以高达9%的速度增长，人均可支配收入在调整通货膨胀之后也每年增长6.1%，这个速度至少是美国的三倍。疗支出在1978到1993年间每年以10.9%的速度猛增，然而，医这样的投入却并未给大多数人的医疗带来改善。全国人口中未加入保险的比例从1981年的29%增加到1993年的79%。没有医疗保险的人大多数居住在农村。
在医疗的可获性和状况方面，城乡间的差距逐渐拉大。而且，两大健康保险系统公保和劳保，虽然仅仅覆盖了中国人口的15%，他们却占了医疗卫生经费的2/3。城乡间的医疗卫生投入的差距愈演愈烈。在最近一次关于贫困县的调查中，发现30%的村子没有医生；28%的农民因为付不起钱不去看病；25%不得不借钱， 6%不得不卖掉财产以支付就医费用。另一项在1994年进行的调查表明59%的农村病人拒绝住院，因为他们没有支付能力，而城市病人则有40%是这样。另外，约30-50%的贫困农民是因为看病花钱而致贫。农村和城市里面不同阶层之间的医疗可获性的差距因为收入差距的扩大而扩大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