听从社区保健医生（gp）的建议，第一次上瑜伽课是在汉普斯特（hampstead），那年我30岁。我想摆脱她给我开的镇定剂，那是用来帮我应付一次多年恋情失败后的打击的。上瑜伽课的是一位沉静的年轻女性，有着音乐般的嗓音，每当我做她教给我们的放松练习时，都好像仍然能听到她那种声音。我连续上了一年的课，那时我早就停止服用镇定剂了。
不过，她被换掉之后，我就不去了。接替她的人教的动作完全一样，但既不能发散、也不能诱导出那份沉静，我已经将那种沉静与瑜伽联系在一起。几年之后，我又试着在伦敦上了两个瑜伽班，但教练似乎都不是特别有感召力，最后我还是放弃了。
又过了几年，我在巴黎再次试着练习瑜伽。我苦恼地发现，同样的动作这时候练起来要难得多了。我的动作已经荒疏，要付出更多的努力，经历不同的教练，才能确定我想要的东西：一位完美的教练，而非完美的方法、授课规模或地点。我想要的是能够激发身体、心理和精神愉悦感的瑜伽，这种瑜伽我可以自己练习，同时还需要一位具有和谐气质的教练，我认为这是瑜伽哲学的根本所在。
然而，在我看来，只有极少数瑜伽教练可以称其为教练，更别提那种精神境界高远的教练了。多数教练都是说教者，费力地指挥着一大群年龄不同、能力各异的学员。我发现，一些姿势很荒谬，而且让人觉得痛苦，而那种“东方”格调也十分可笑：突然冒出的梵语歌曲、蜡烛、音乐、佛像——反正你想的到的都有。
我由此得出了自己憎恨瑜伽的结论。感觉自己的身体条件差已足以让人感到羞辱，而更令人沮丧的是，你感觉有些东西值得去掌握，却掌握不了。
和我交谈过的教练都认为，瑜伽教练比练习方法更为重要。值得赞许的是，一位教练曾建议我，不管课程有多长，坚持练下去，直到找到一位适合我的教练为止。后来，我在一次瑜伽课上看到了一份宣传材料，上面写着：“静心，伸展放松，呼吸，冥想。”这或多或少像是我在寻找的东西，因此我决定再试一次——尽管这个瑜伽馆开在巴黎的另一端。
这位瑜伽教练来自加州，每班最多接收3位学员。我很幸运——另两位都取消了课程，因此最后这成了我的私人课程。开课前，她先让我阅读了一份关于呼吸法的材料。这是我练瑜伽以来，第一次明白了用鼻子呼吸的原因（让一切都慢下来，包括心灵），我立刻感到，自己对瑜伽的一些抵触在渐渐消融。
我们进行的训练不同于以往任何课程。她解释说，练瑜伽的目的，是让瑜伽去适应身体，而不是让身体去适应瑜伽，她不断让我减轻压力，把动作限制在我能轻松完成的范围以内。不过，最大的不同之处，是把重点放在使呼吸与身体训练和冥想训练同步进行上。这难度极大——并非身体上，而是精神上的难度——让我想起了自己第一次驾驶课。“就这样，”她会轻声鼓励我，而我的身体会随之做出反应，这样她的语调成为了动作和呼吸的一部分。像对第一位教练那样，我将她的声音深深印在了心底。
课程结束时，她给了我一些宣传资料和一本小册子。我终于明白了25年来我断断续续进行的瑜伽练习的基本原理，这就好像有人在黑暗中燃起了一把火炬。
自那堂课以后，我每天晚上都练习她教给我的放慢呼吸法。作为一个长期失眠的人，我高兴地发现了一种有效的放松方法。同时，我也发现了一位适合自己的瑜伽教练。
这篇文章是由英国《金融时报》的撰稿人安娜贝尔·西姆斯所写的，安娜贝尔·西姆斯是一名作家，她的著作有《an hour from par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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